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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诺 凯旋门旁的中国银行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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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诺背后,就是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的办公楼,离著名的凯旋门只有一箭之隔

(图/记者 方迎忠)

生于柬埔寨的华人子弟,如何成为法国侨界领袖

在巴黎,当然也是在所有西方主要城市,中国人几乎已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。

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、艾菲尔铁塔、凯旋门,从旅行大巴车下来、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东张西望的旅行团成员;在LV、HERMES旗舰店里举着手机拍照、打电话回国和亲友大声讨论颜色款式的扫货者;香榭丽舍大街上两手拎奢侈品包装袋、登着高跟鞋踉跄行走的亚洲女孩;每一个地标景点背景前穿黑西服白长裙拍婚纱照、做出种种恩爱甜蜜状的青年男女,不用问,十有八九来自中国。

这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以经济大国身份崛起后才出现的景观。人潮的背后,是汹涌的中国制造和日渐增多的中国品牌,比如海尔电器、TCL,更多是涵盖了各个领域的“MADE IN CHINA”,开始出现在法国的购物中心和街头。这一切有形实体的背后,则是庞大而隐秘的资金流,中法两国紧密的商贸往来,让金融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中国银行巴黎分行,正是中国金融业走向世界的个中代表。

从1979年在巴黎的一间小小代表处,到1986年升格为巴黎分行,在凯旋门附近扎下根,成为首家进入法国的中资金融机构、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设在海外的第一批分行之一,再到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的市政厅旁开设分行、于巴黎外开疆拓土,巴黎分行以“推动中法经贸关系发展、支持中国大型企业开拓法国、欧洲市场,促进法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”为己任,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。到2013年,中行巴黎分行资产规模已跃居法国非欧盟外资银行前列。

截至去年底,中行巴黎分行的跨境人民币交易量已超过1500亿元,连续4年位居中银海外分行前3名。法国CAC40指数(权重股)40家企业中,有12家是巴黎分行的客户。今年7月,中行巴黎分行在巴黎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“凯旋债”,并于9月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,成为第一只在欧洲主板上市的中资机构人民币债券。

用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地经营,目标远大——就是为了在这个重要国家或市场扎下根来,公允地说,这确实是构思深远的大国战略思维。立足法国的巴黎分行,还辐射欧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大陆,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,目前其非洲业务已渗透非洲31个国家,服务在非洲投资的中国知名大型企业两百余家。

不需列举各种专业数据,就此评价中行巴黎分行是“中法经贸合作的‘主窗口’、人民币国际化的‘先行军’、中资企业投资非洲的‘桥头堡’,和中法两国经贸往来的‘纽带’”,应该并不为过。

潘诺,法籍华人,中行巴黎分行这家在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中资银行的当家人,在法中资企业协会的会长,法国外资银行协会副会长、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海外列席委员,还另有诸多在法金融界、华界、侨界社会组织的荣誉头衔。借着“中法建交五十周年”这一机缘,他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。

潘博士在巴黎华界有着近乎传奇般口碑。他祖籍海南文昌,是出生于柬埔寨的第四代华人,从小接受华文教育。1970年高中毕业,适逢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,中文学校和中文报馆被关闭。潘诺父亲当即决定把儿子送到法国读书,母亲也陪同来到法国,一边打工一边照料他。

此后的经历大约如下:经过十多年苦读,1988年从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,拿到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,成为“东南亚华人在法获国家博士学位第一人”。硕士期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,读博士时到律师楼见习,曾参与创办欧洲第一张华文报纸《欧洲时报》,做过第二任总编辑。1988年加入中行巴黎分行,从基层一路做到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,2002年被任命为“一把手”,迄今仍是中行所有驻外分行中唯一的外籍行长。

作为巴黎分行的主要负责人,时常出现于公共舞台的华裔知名人士,原以为他是精力旺盛、长袖善舞、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,沧桑世事和曾经的苦难,应该会在他身上留下一些蛛丝马迹,没想到出场的,却是一位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严正仪容、说话温和凝重的斯文君子,他的低调、真诚言说和目光友善,以及无法伪饰的谦逊气质,让我先有些讶异,然后逐渐心生欢喜。

潘博士曾用几个“没想到”来描述自己的经历:“没想到”会做银行业,学的是法律,想的是做律师;没想到会一做就这么久,二十多年;没想到会做到行长,毕竟是外籍。

他说:“我个人经历非常简单,一个国外生长的第四代华人,没有国内教育背景,也没有任何国内政治资源。中行在全球有三十多家分行,巴黎分行地位显著,这个位置责任重大,说明总行给予了我充分信任。我庆幸能在这个平台上工作这么多年。”

 2011年9月13日晚,在法国参议院最大的勒内·格蒂大厅,法国前总理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让-皮埃尔·拉法兰代表萨科齐总统授予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、法国中资企业协会会长潘诺先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。来自法国政界、金融界、法国中资企业的代表及侨界代表近百人出席了授勋仪式。

 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,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,以后法国各届政府都以此奖励在各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士。潘诺是2011年之前在法中资企业获此殊荣的首位中资企业领导人,也是中国银行海外分行中唯一的外籍华人。(《光明日报》记者 姚 立摄影报道 )

人物周刊:在中资企业、中国资本全球寻找投资机会的大背景下,中行巴黎分行本身就是中资公司全球布局、国际化探索的先锋,有何经验可以分享给国内读者?

潘诺:从我们分行来讲,只是总行宏观海外战略一小部分的具体执行,可讲的有限,就是根据总行的战略布局,希望能很好地在当地发挥作用。当然,总行是在下一盘棋,棋局的成功与否,跟每个点、每个棋子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关系也很大。庆幸的是,巴黎分行发展30年来比较顺利。团队从组建至今,整个组织协调、团队意识、企业文化的塑造进展也比较健康。

人物周刊:一般来讲,跨国企业要融入当地总会面临一些问题,如用工制度、法律等,巴黎分行在这方面的经验怎样?

潘诺:实事求是来讲,这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。当然,由于我个人的教育背景和经历,对本地了解比较多,有一些不必要的波折就避免了。我们这个团队有一部分是国内来的,但更多的是本地同事,从国籍来讲,有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——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。各有各的文化和习惯,如果交融好了,就能帮助我们企业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。

比如用工制度,西欧尤其是法国,社会保障制度是比较强的,劳工法严格保护劳工利益。要是利用得好,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。这些主要靠磨练,也要充分利用当地法律咨询。

举一个小小例子,法国劳工法规定企业的员工人数如果超过了50人,就要成立一个企业委员会,国内来讲类似于工会。当时我们从49人一下增加到52人,增加了这几位就必须要建立企业委员会,那这个步子要不要往前迈?就为了增加3个人,把整个企业的管理架构都变了?但后来想想,今后业务发展要再增加人的话怎么办?最后还是下决心要往前走。有了企业委员会后,你就要重视它,要定期开会,定期对话。约束就有了。

人物周刊:对这个过程您会有失落和适应过程吗?

潘诺:要说一点都没有也不真实,但从我个人的背景来讲,好一点。我从来不敢高高在上,对“对话”的这种机制适应比较快。当然,法律上也规定就应该这样做。

人物周刊:行长身份之外,您也是在法中资企业协会会长,现在是不是对法投资的好时机?

潘诺:从中资企业协会这个平台观察来看,我们觉得到法国投资的机遇期开始了,机遇有,而且比较多。美国经常说“老欧洲”这个词,虽然起步早,但这些年衰退了。第二点,过去法国文化的自傲性比较强,老是觉得自己行,别人不行。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,尤其是欧债危机对法国的冲击非常大,我因为在法国生活,接触得比较多,觉得法国的反省还是非常大的,自傲的心态慢慢在调整,对外资的接受程度比原来大得多。现在上到最高层的总统,下到一般企业主,都在发出强烈的声音:欢迎外国人来投资,尤其欢迎中国资本。

法国大概有200万家中小企业,国内大概是4000万家,嫁接机会非常多。法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情况是:很多中小企业都创办于二战之后,老一辈创业人面临退休,子女或者是不干这行,或者是不感兴趣,面临企业继承问题。怎么办?那就得卖。也有一些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,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等问题。

要强调的是,有一些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非常高,可能它规模只有二三十人、三四十人,但它生产的确实是某一部分的精品。比如在飞机制造里就那么一小块,但飞机缺一小块都不行,它就有这一小块的技术专利权。到目前为止,已经有一些国内企业进行了很成功的收购。

人物周刊:来法投资会遇到哪些风险、障碍,该怎么办?

潘诺:确实,国内企业来法收购一点不难,我们不缺资金,但之后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就来了。我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,这个对国有企业的困难本身都不小,对中小企业就更难。所以兼并收购之后的问题是管理,有没有适应的人才来做管理。

中华文化里的很多观念,和西方的价值观还要做一些对接。没对接好的话会带来一个局面:我们想表达的东西,别人完全听不懂,你所讲所做的是非常善意的事,但别人根本不明白。而别人想做的事我们也比较难接受。观念上的摩擦一旦发生了,今后管理上的劳工摩擦就产生了。

还有一点国内企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,就是在欧美尤其在欧洲,比较多地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国内企业在这块的意识处于刚刚起步阶段,刚刚知道有这么个事,但别人已经跑得很远了。很多事情企业是需要做的,你完全有义务去承担社会责任,我们就没意识到要做。

从政府层面上讲,商务部每次开会不停地强调我们企业要奉公守法,但当地法律是怎么规定的,立法精神、准确含义是什么?我们还没有完全吃透。这些东西不能光依靠律师去做。中国企业的收购资金没有问题,但是紧接着的问题:对当地市场的了解,销售,员工管理,原来高管、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怎么调动,员工诉求这块怎么做必要的回应?加上奉公守法,劳工法、税法等等。从中国企业层面我们听到比较多的,就是这方面的事。

人物周刊:有没有做得好的例子?

潘诺:华为确确实实非常成功。很值得我们学的是公关。华为所经营的行业敏感度比较大,原来这块是欧美国家的蛋糕,你涉足进去,跟别人抢,分人家蛋糕,利益矛盾就来了。有段时间对华为不利的说法在媒体上铺天盖地,甚至说它“涉及到国防密令”,这么严重的话都说了。在法国的参议员也发表报告,措辞非常严厉,有关“信息安全”什么的。

华为就很懂得做,第一时间表态,非常温和,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对抗语言。然后很细致地公关。直接找你参议院写报告的议员,如果你认为与事实不符,我就把我认为的情况跟你说,这么一沟通,就连写报告的人都觉得有些东西不妥,有些信息掌握得不全面。还找到总统府顾问,把我希望在法国长期扎根、投资的意愿跟你讲,想在法国做什么事,在哪里设厂、研发中心在哪、投资有多大、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有多少……这些东西一讲之后,就完全把对方的心打动了。往下很多话就很好说了,再通过高层对话,任正非就飞来很多次,每一次就通过法国部长级人物带话。并且说到做到,一点点做,你的计划时间表在那,人家能看到。跟欧美国家打交道,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沟通、谈判,你的方案要细化,并且真正去做,没有什么理由他们不接受的。

不成功的例子也有,企业的名字我就不说了。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,搞木材、家具的。它起家在非洲,在非洲比较好说话,跟总统、部长关系好了,那个地一圈,地就属于你了,就把木材砍了。但非洲光有原材料,加工不行,决定到法国来做,看上了法国搞木材加工的工厂,非常有名气,历史非常悠久,规模不大,大概有两三百人,就把人家收购了。当时那家法国企业的经营情况不好,面临倒闭,就通过法庭的商业拍卖,用很少的钱把企业买了。承诺了好多,对方要求不能裁员、增加投资什么的,他满口答应,甚至增加投资这一项,把数字说的很大,比不需要那么多的还大。但一买过来就裁员,怎么裁呢?他说买过来后发现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,我经营不下去了,所以不得不裁。在当地这是非常大的事,因为两三百人可能是一个镇啊,涉及到很多户人家的生计问题,整个镇都闹了起来,对市长的压力很大。市长是民选的,他要维护全镇的利益,这个事捅到了工业部长,由工业部长出面写信给驻法大使,整个工会集会,媒体报道……就是这个情况。要知道在欧美文化里,承诺的东西你就要做到。

人物周刊:请您对比整个欧洲,特别是英国和德国,对中国投资者来说,法国是怎样一个市场?

潘诺:我个人对德国、英国市场了解得不多,只能就法国市场来谈。首先中资企业要来的话,对于进入的行业要选择好。法国本身有它的拳头产品,正好是中法建交50周年,两国政府确定了一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合作领域,非常强调农业、食品加工、环保、新能源、医疗卫生、教育,还有老龄化、对老服务、核能、高铁制造、化学、高档消费品等领域。

第二点,法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最大的,人口大概是欧洲第二还是第三,但放到中国来说,只是中国的一个省,加上经济危机,所以法国市场没有我们想象中大。市场的出入也要研究好,最可行的办法是到这来,利用法国先进的技术生产,返销到国内或第三国。利用中国的资金、法国的技术返销到第三国的市场。非洲可以好好利用,非洲离欧洲近,是传统的法国影响力范围,也是法国的市场。

人物周刊:最后一个问题,您在行长之外,还有各种社会身份,怎么协调这种身份转化?

潘诺:我没有仔细想过,反正就是很忙。讲不好听就是有事就做,什么东西需要就上吧,当然银行工作占用的时间更多,起码8小时之内。作为海外单位,也有具体的经营任务,事无巨细都要投入去做。除了中资企业协会这事外,我们还担负着另一个事,我们也是巴黎行业工会外资银行区的理事,他们现在很需要我们参与。说句不好听的,以前我们是想求人家给时间、给话筒,现在人家是主动把话筒递到你的嘴边,想听到我们的声音。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讲、能不能把想讲的事、该讲的事很准确地讲出去?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新情况。

这是潘博士的故事,一个从烽火遍地的悲惨世界走来的少数族裔青年,是如何克服各种歧视和偏见,跨越语言、文化和身份障碍,一步步走到今天,成为知名金融家、受人尊重的侨界人物?其间的复杂和曲折,今天已难以想象。

我后来访问了另一位巴黎的侨界首领、潮汕会馆会长吴武华先生,他同样有从柬埔寨出逃的印支难民背景,同样以“海外委员”的身份列席过全国政协会议,他想了想,只用了一个词评价潘诺:刻苦。

潘博士年轻时无疑是优秀的读书种子,自尊自强的有为青年,也是一路不断得到赏识、受到重视的杰出华人。法国不同于美国,虽然一直是世界性左翼文化的策源地,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,一直根植于法国政治思想文化血脉的最深处。但法国毕竟有着深远的中央集权和封建王权传统,欧洲大国中心主义的骄傲和睥睨一切是根深蒂固的,“我有一个梦想”的美国式个人奋斗奇迹,哪有那么容易实现。

理解潘博士的人生经历,大致有两条主线:一是中国式“学而优”的教育追求。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,年轻时一边读书一边靠兼职工作养活自己,法律是专业,金融则是他的经世工具。除了工作必须用到外文,他迄今喜欢读中文,闲暇时爱看历史书。读书还让他有了最大的一个收获:1980年代为写博士论文到北大查找资料,由此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,后来女孩成了“潘太太”,一双儿女的妈妈。

还有一条,是他的中华文化背景。他的曾祖父即已下南洋谋生,立家训要求子孙后代都要受中文教育。潘诺的中文十分地道,参与创办《欧洲时报》时,从翻译电讯稿到后期编辑,凡事亲力亲为,一天最多翻译过八九千字。后来他拿到博士学位,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。由此也造成了他与中行结缘:分行首任行长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,当即约见,延揽他来中行工作。

潘诺在家里也保留着中国传统。过农历春节,对孩子实行中文教育,在家要说普通话,读写中文,敬老,对人要有礼貌。他有些得意:见过我孩子的人往往要吃惊,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孩子,怎么中文能讲得这么流利?

正式采访结束后,潘博士难得地讲了一些工作之外的放松话:青年时代的打工细节,在旅馆值夜,夏天到法国农村收割;今天早已湮没无闻的董世海先生——这位对他影响极大、有旧上海银行家风范的巴黎分行首任行长怎么手把手地教他,怎么一边吃自带的盒饭一边谈工作;讲到工作中接触到的国内访客,讲到了对海外华人子女中文教育的忧虑,这时他不再是话语平和甚至谨慎的银行家,而成了目光忧虑、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的老派中国知识分子,“你能体会吗?这份中国心一直都在。 ”

他真是幸运的人。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下,居然能幸运脱离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那铺天盖地、撕裂一切的红色风暴,在一个安宁和平之所安顿下来,开始一段也充满未知和挑战、但正常安全的新人生。这是上天的无言之爱。他父亲后来带着妹妹逃难出来,一家人团聚在法国。

潘博士的伯父一家五口,叔叔一家六口,都没来得及逃离。红色高棉覆灭后,他托人去打听过,没有音讯,“我感觉凶多吉少”,他说。他到过中国的海南岛,但柬埔寨自从离开就再也没回去过。

潘博士和他的家族故事,只是上个世纪60、70动荡年代下东南亚华人漂泊求生的一个缩影。在柬埔寨、在越南、在老挝——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曾被卷入到那场大风暴中,有的就永远消失了。

有关印支半岛华侨的命运,那是另外的故事。

稿源:南方人物周刊 | 作者: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巴黎 编辑 张欢 rwzkshangye@163.com

日期:2014-11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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